改革，让高考从“独木桥”变“立交桥”

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1977年，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这也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声春雷。北京不断深化高考改革，从打造“没有围墙的大学”，到完成高校招生“并轨”，再到“打破一考定终身”，北京的考试招生制度越来越科学、完善，有力促进了高考公平、科学选才。

恢复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

1977年下半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当年10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提出对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旨在提高招收新生的质量，切实把优秀青年选拔上来。（1977年10月21日《北京日报》1版，《尽快培养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才》）

北京的高校招生工作随即展开。1977年11月6日，北京发布《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简章》，公布当年高考时间为12月10日至12月12日。这次应考青年人数之多，是新中国高考历史上没有过的。考试前，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乃至千家万户，到处都在议考题、温功课，出现了许许多多父子同桌作题，母女一起读书，兄弟互帮互学的动人景象。（1977年12月15日《北京日报》2版，《考场见闻》）

通过这次高考，一批优秀人才涌现出来。不少考生答完了正题，还答参考题，有的已达到大学一、二年级的文化水平。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经过笔试被选拔出来参加口试的考生人数大大超过了招生名额，许多考生能用英语同老师对答如流，甚至能纠正老师的错误。中央音乐学院原计划招收130多人，报考的却有1.7万多人，实际达到录取标准的人数大大超过了招生名额，不少有培养前途的艺术人才脱颖而出。（1978年1月21日《北京日报》4版，《高校招生制度改得好》）

按照改革要求，本市高校在录取过程中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最终录取了6900多名新生。他们当中，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干部、教师，有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在校高中生，有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有优秀的民办教师、赤脚医生，有在工农业生产战线上作出贡献的科技积极分子及英雄模范人物等。（1978年3月12日《北京日报》2版，《本市高校招生基本结束 新生陆续入学》）

恢复高考令生源质量显著提升。当年，高考满分为400分，北京大学在北京录取的290多名学生中，理科考试成绩绝大多数都在330分以上，文科在320分以上。其中，物理系在北京录取的37名学生分数都在340分以上。北大的教师们特别高兴，认为这批新生基础好，大有希望。（1978年3月11日《北京日报》2版，《努力学习 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恢复高考制度，其影响远远超过了高考本身，因为高考调动了人们学习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风气的改变，将特殊历史时期造成的“读书无用论”一扫而光，为当时国家进行的“四化”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从那以后，高考一直是我国选拔人才的重要方式。

“没有围墙的大学”开辟选才新渠道

上世纪8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资源不够丰富，上大学好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十分困难。然而，改革开放后国家建设需要大量人才，单靠全日制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们要建立适当的考核制度，业余学习的人们经过考核，证明达到高等学校毕业生同等水平的，就应该在使用上同等对待。”1980年5月，中央书记处在讨论教育工作时，重申了这一精神。

1980年10月29日，北京在全国率先试点建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降低了准入门槛，凡户口在北京的公民，不受学历、年龄的限制，只要自愿申请，就能参加考试。如果分数达到了规定要求，可以获得大学基础科、专科和本科毕业证书。一般来说，获得本科学历要考17门左右，获得专科学历要考10门至14门。（1980年10月31日《北京日报》1版，《市政府建立高等教育自学考核制度》）

1981年6月7日，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首次开考。当天，有近3000名考生参加考试。他们当中，有工人、农民、解放军干部、机关干部、科技人员、中小学教师和待业青年。从年龄来看，大多数是年轻人，最小的十七八岁；也有一部分人在50岁上下，年龄最大的考生是一位74岁的退休女教师。（1981年6月8日《北京日报》1版，《三千名立志自学成才的考生积极应试》）

由于师资来自正规高等院校，考试管理又比较严格，社会普遍认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文凭很“硬”，是真材实料。1986年，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向20位自学高考本科生颁发了学士学位证书。这些毕业生的学位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学位委员会审查通过的。为了证明这些学生的学习质量，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组成了专门的调查组进行追踪，结果表明：这20人接受的试题，其难度与北师大在校本科生不相上下。他们参加中文专业规定的18门课程考试，全部及格，其中15人的平均成绩超过70分。对他们的毕业论文，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朱德熙认为，不低于任何高等院校中文系毕业论文的一般水平，其中有些篇，即使在高校中文系里，也应该归入优秀一类。（1986年11月11日《北京日报》1版，《本市自学高考文学学士质量合格》）

除“高自考”外，那个年代，北京还有成人高考、广播电视大学等途径接受高等教育。这些“没有围墙的大学”，为发掘和选拔人才开辟了新的渠道，调动了人们的学习积极性，促进了全体市民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

招生“并轨”国家不再包分配

高考制度恢复后，我国高校实行单一的“统一招生，统一分配，免费入学”的教育模式，其核心是由国家包费用、包分配的“两包”。但是，随着教育的扩展和成本的急增，国家微薄的教育经费难以支撑庞大的教育体系。1985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高校开始在国家计划之外招收由用人单位出资委托高校培养的委培生和自出学费自谋出路的自费生。任务招生、调节招生两种制度和两种收费标准并存的“双轨制”，一时缓解了高校经费和单位人才需求。（1998年9月13日《北京日报》7版，《高考史上的两次重大变革》）

这项政策出台后，北京的自费生逐年增多，甚至出现了“自费热”。据本报1988年8月13日1版《本市已有四千多考生报名自费上大学》报道，当年，考生在高考录取分数线线下30分可报名自费上大学，国家承认学历，但不包分配。文、理科大专的学费一年不低于900元、1100元，文、理科本科的学费一年不少于1200元、1500元。这笔费用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不算少，但实际报名情况却出人意料：全市原计划只招收1232名自费生，却有4400多名考生报名，不少区县不得不重新复印报名单。这些报名的考生当中，有的是想花钱上个自己喜欢的专业，有的是因为分数不够希望花钱满足自己上大学的愿望。不少家长也愿意花这笔钱让孩子上个理想学校和专业，以便未来好就业。

1992年秋季学期开学，步入大学的17596名北京籍新生中，自费生占了1835名。自掏腰包上大学的人已超过十分之一，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北京教育史上尚属空前。（1992年9月8日《北京日报》1版，《京城万余人竞相自费上大学》）

随着自费生的大幅增加，“双轨制”的弊端日益显现，因为其录取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的公平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1994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8所在京高校率先进行“并轨”改革试点，实行“收费生制度”，新生全部缴费上学。同时，学校增加奖、贷学金数量，建立大学生勤工助学机制，激励大学生刻苦学习。（1994年5月18日《北京日报》1版，《北大等八所高校招生实行“并轨”》）

之后，越来越多的高校纳入“并轨”改革。1995年，北京市属高校在本科层次全部实行收费生制度（师范、农科除外），收费标准为每年1000元至1500元。（1995年3月11日《北京日报》1版，《市属高校全部实行收费制》）1997年，全国普通高校全部实行“并轨”招生，所有学生按统一分数标准录取并缴纳学费。国家不再以行政分配的办法安排大学毕业生就业，而是以方针政策指导、奖学金制度和社会需求信息引导大学毕业生择业。

从那以后，我国高等教育逐渐建立起大学生缴费上学、自主择业的制度。

高质量教育体系打破“一考定终身”

进入新世纪，我国考试招生制度不断深化改革。

为了打破“一考定终身”模式，探索更加灵活多样的人才选拔方式，2003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22所高校率先试点自主招生，名额为总招生数的5%，一些才华出众的中学生可以降分录取。（2003年3月15日《北京日报》5版，《自主招生瞄准创新型特长生》）

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正式发布，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最全面最系统的高考综合改革正式启动。2017年，北京公布高考综合改革配套文件，确定从2020年起实施“新高考”，不分文理科，考生除了考语文、数学、外语三科，需要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中“六选三”参加考试，选考科目实行赋分制，计入高考总成绩。英语听力实行一年两次机考。（2017年7月7日《北京日报》10版，《等级性考试计入高考成绩》）

2020年，北京考生迎来“新高考”。这一年，自主招生落幕，“强基计划”登场。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在京高校在内，全国共有36所高校实施“强基计划”，招收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录取时，高考成绩比重占85%，校考成绩占15%。（2020年5月8日《北京日报》5版，《6所在京试点高校公布“强基计划”》）

如今，北京正以“首善标准”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随着普通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高考正在变成“立交桥”，选拔人才的方式将更加科学、完善。

文字：贾晓燕